入科第一天,科主任就提出让许玲待在他的治疗组,当时有不少人恭喜许玲说:「主任赏识你,好好干。」
这位张姓主任,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专家,未入职时许玲就已经对他颇感敬佩,因此对于这样的安排,许玲自己也觉得很高兴。
转折来得很快,就发生在许玲第一次跟张主任手术的那天。
「我感到不舒服,但又觉得会不会是我自作多情」
「7:30 到手术室,别忘了。」
接到主任的电话时,许玲略感到疑惑,因为这个时间点去准备未免太早了些,再晚去半小时也绰绰有余。
似乎是看出了许玲的犹豫,张主任解释道:「我们这边手术室构造比较复杂,你先提前去熟悉一下路线,免得赶不上手术。」
于是,许玲赶紧前往手术室。
然而,等许玲到达手术室更衣室后,张主任却执意要进女更衣室给许玲介绍一下「复杂的房间结构」。由于当时更衣室里没有其他人,许玲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借口说自己丢了重要的随身物品,想回病区找一下,结果张主任一直站在更衣室门口没有让步。
好在没过几分钟来了一位护士,僵局才终于被打破。

图源:视觉中国(非本文提及医院或人员)
之后在手术台上,许玲因为方才的事有些心不在焉,张主任严肃地说道:「跟手术就好好跟,你不凑近一点,看得清楚术野吗?」
许玲觉得或许只是自己多想了,便往手术台边站得更近了些,专心致志观摩手术技能。但没过一会儿,她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张主任靠得离她越来越近,几乎整个右腿都紧贴在她身上,她往一旁退了退,张主任还会跟过来。
手术结束后,许玲以急着上厕所为由,逃也似地离开了手术室。
之后接连几天,张主任都表现得相安无事,仿佛之前都只是许玲的错觉,这让她觉得有些惭愧,觉得自己是不是想太多、是不是自作多情。
一周后的一场乳腺癌手术,当天的手术室氛围较为轻松,手术开展得也十分顺利。收尾阶段,一位医生拿切除的乳腺组织开玩笑说:「目测有 E。」很快,在场的医护们就开始了「目测胸围」大赛。
当视线集中到许玲身上时,一直没开口的张主任突然说道:「小许还没生过孩子,小也正常。」引得手术室一阵笑声。
于是一周前那种「不舒服」重新充斥了许玲的大脑,这回她确定,自己就是遭遇了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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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那次手术之后,张主任又恢复了公事公办的专业形象,许玲因此再次陷入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可能是在恶意揣摩他人。
直到几周后,当天最后一场手术结束时已经是夜里 22 点多,张主任以「业务小结和谈心」为理由邀请许玲一起去吃夜宵,许玲谎称「自己男朋友马上来接」拒绝了。
自那天之后,张主任没再有过什么过界举动,但许玲却始终战战兢兢。「我怕我的拒绝得罪了他,也很纠结,之前的各种猜测是不是都是我自己在多想,反正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正常面对他……」
「向省里举报后,我被医院劝退了」
在医院里,不少人有着和许玲类似的经历。
此前丁香园曾发起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 10% 的女性医生明确表示曾遭遇职场性骚扰,这些性骚扰有近七成来自上级。
与此同时,有 70% 遭遇骚扰的人群选择了沉默——这也意味着,实际受害比例很可能比 10% 更高。

之所以选择沉默,一部分原因是对「性骚扰」的定义不够了解。
许玲就表示:「像我这样,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身体伤害,说实话我到现在都不确定张主任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性骚扰。」
2023 年,我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印发的《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中明确指出:
性骚扰是指,违反他人意愿,以语言、表情、动作、文字、图像、视频、语音、链接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他人产生与性有关联想的不适感的行为,无论行为实施者是否具有骚扰或其他任何不当目的或意图。[1]
这也意味着,即便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猥亵、性侵等行为,只要是违背你的个人意愿、并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方式,都有可能是性骚扰。
此外,医学的特殊性,也让一些不恰当的「玩笑」得以被包装成「专业交流」。
肛肠科医生王伍安就深有体会。前段时间他痔疮犯了,本来不想在本院处理,但实在是难受得厉害,便在自己科室里做了手术。结果不到 2 天,全科室的医护甚至一些患者都知道了他的「菊花长得很标准」。
王伍安觉得十分冒犯,便去质问给他做手术的同事,得到的回复是一句「你至于吗」的反问。他又将此事上报给了科主任,但主任也觉得他在大惊小怪:「你也是医生,也知道医生眼里只有病灶没有什么其他的,你何必上纲上线?」
不仅如此,科主任还说:「你一个大男人,不至于这么小肚鸡肠吧?」
无论是将他的隐私当作「玩笑」宣传的同事,还是将「性别」作为评判标准之一的科主任,都让王伍安很是无奈。「我也确实不占理,之前我也这么开过别人的玩笑,但我现在明白了,这些根本就不应该被称为『玩笑』。」
另一方面,即使有明确的证据、有足够的勇气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最后的结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

陈若兰曾经的经历与许玲十分相似,但她遭遇的主任行为更加越界。「经常发微信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吃饭,有时候还在大半夜喝醉酒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去接他。」
陈若兰将聊天记录和通话语音全都整理保存了起来,然后提交给了院领导,院方当时表示「非常重视,会妥善处理」,但一直到 4 个月后,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无奈之下,陈若兰又将这些材料投诉到了那个主任所在的省医师协会。然而,医师协会在收到举报材料后优先联系了陈若兰所在的医院,最后是院领导轮番上场,将陈若兰劝退了。
「其实一开始我也预想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个主任是省里面的大名人,医院肯定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陈若兰说道,「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专业上厉害就能无视人品上的龌龊?」
默默忍受的 TA 们,需要被看见
陈若兰并没有放弃维权,她咨询了不少律师,但结合医院对涉事主任的保护态度,律师们的反馈基本上都是「很难,且会耗费很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这一现状不只出现在医疗环境里,此前有法院调研发现,遭遇职场性骚扰后,采取法律手段起诉的案件较少,这其中又有很高占比的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而败诉。因此有法官建议,可以适度降低职场性骚扰的举证标准。[2]
2020 年,一位公司职员曾遭受上司的性骚扰,但由于发生地点隐蔽无第三人,且也没有文字、语音等证据,这场官司历经 900 多天才终于胜诉。
其中的一个关键证据,是受害职员的男友在后续与上司通话质问时,进行了通话录音留证。[3]
这也是中国首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独立案由胜诉案件。虽然不是医疗环境下的维权成功案例,但对于受到侵害的医护们来说,这一案例依然能够提供一些有效建议:

陈若兰表示,她依然会继续坚持走法律途径,虽然结果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她不想就这么放弃。
除此之外,她也找到了一些其它办法来呈现那些证据。
「我把材料整理后发到了那个主任的学生群里,希望我的经历最起码能起到一个预警作用。」陈若兰直言,「我又没做错什么,我没有忍的必要。」
文中许玲、王伍安、陈若兰均为化名
策划:肯德羊|监制:islay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非文中提及医院或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