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3日傍晚，2025年“诺奖季”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学术阐释。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纪念经济科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解释。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哈斯勒（John Hassler）在发布会上说道：“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背后的机制，以避免经济重回停滞的状态。”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博士生导师、长聘副教授谢丹夏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在哈佛大学攻读期间曾修读阿吉翁讲授的经济增长课程，而该课程的另一半内容则由去年的诺奖得主阿杰姆奥卢在麻省理工学院承担。
谢丹夏进一步阐释，阿吉翁和豪伊特的主要研究贡献在于，他们将哈佛另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转化为严谨的数学模型；而莫基尔则被誉为当今科技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
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从左至右）。
持续增长为什么这么难
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尽管偶有重大创新出现，生活水平却未在代际发生实质性跃升。以瑞典和英国为例，从14世纪初到18世纪初的四个世纪里，尽管不乏重要技术创新，国民收入时有起伏，但整体而言并未形成持续的增长轨迹。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近两个世纪。历史上首次，世界经济进入了持续增长的轨道，使大量人口得以摆脱贫困，为现代繁荣社会奠定基础。
究竟是什么因素改变了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今年的三位获奖者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给出了系统性的解释。
通过经济史研究，莫基尔揭示了持续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的内在逻辑。他将推动持续增长的“有用知识”划分为两类：一是“命题性知识”，即对自然规律的系统性描述，解释事物背后的运行原理；二是“操作性知识”，包括具体的技术说明、图纸与配方等实践性知识。
莫基尔强调，创新要形成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不仅需要知道“什么方法有效”，更需要理解“为什么有效”。工业革命前，第一类知识往往缺位，导致创新活动充满随机性，诸如永动机的制造尝试或炼金术的盛行便是明证。工业革命的突破性在于两类知识的深度融合：以瓦特改良蒸汽机为例，不仅解决了“如何制造”的问题，更建立在热力学原理的科学基础上。这种知识融合使创新如同接力跑，每一项发明都为后续突破铺平道路，推动经济进入持续加速的轨道。
同时，莫基尔表示，新创意的实现离不开实践技能与商业化的支撑。没有这些要素，再卓越的构想也只能停留在纸面。这正是英国率先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该国拥有大量熟练工匠和工程师，能够将设计转化为商业化产品。此外，社会对变革的开放态度同样不可或缺。基于技术变革的增长必然创造赢家与输家，新技术取代旧技术往往引发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这是创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阿吉翁和豪伊特则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了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在他们1992年合作发表的里程碑式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中，首次构建了完整数学模型，系统阐述“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当创新性产品进入市场，旧有产品生产者将丧失市场份额。这一过程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双重特征，既带来新技术、新产品，也淘汰技术落后的企业。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三位得主通过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创造性破坏如何引发必须通过建设性方式化解的社会矛盾。否则，创新将会受到那些面临不利局面、已建立的公司和利益集团的阻碍。
AI时代避免“超级明星”主导
谢丹夏解读道，阿吉翁和豪伊特的模型本质上揭示了新产品对旧产品的市场替代机制。本届诺奖的颁发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提醒各国决策者应当更加重视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核心地位。
在获奖后的访谈中，阿吉翁着重分析了当前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他特别表示，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值得警惕。关税壁垒等保护主义措施将成为增长的障碍，因为实现规模经济增长需要广阔的市场空间促进思想交流、技术转移和竞争，开放性本身就是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对于AI这一前沿技术领域，在阿吉翁看来，AI很可能显著加速创造性破坏的进程。他分析道：“AI不仅能够自动化商品和服务生产任务，更可延伸至理念生成领域。这意味着创新理念的发现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便捷。这赋予了人工智能广阔的增长前景。”
他表示，要充分释放这一潜力，竞争政策的优化设计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警惕竞争政策设计不当可能产生的问题，正如我们在信息技术领域所见，某些超级明星企业可能主导市场，抑制新创新者的进入。如何确保今天的创新者不会扼杀未来的创新活力？”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新挑战。
针对普遍存在的就业担忧，阿吉翁提出了平衡的视角：“从蒸汽机时代的卢德运动，到电力革命时凯恩斯预言的失业危机，再到信息技术引发的机器人焦虑，每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类似的担忧。但这些担忧从未成真，因为技术引入总会带来显著的生产力效应：更高的效率、更强的竞争力，从而拉升全球市场需求。这种生产力红利往往至关重要。”
阿吉翁称，要最大化这一红利，离不开健全的制度保障，包括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只有通过这些，我们才能将新工业革命的负面冲击降至最低。归根结底，我认为，繁荣与幸福源于制度、技术以及政策的完美融合。如果未能及时调整制度和政策以适应技术变革，当然会面临不利的结局；但若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便能从技术革命中收获最佳成果。”他说。
谢丹夏也补充道，AI技术本身具有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特征，在淘汰传统岗位的同时，也催生新兴职业。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诺奖在现实层面具有明确导向性。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部分国家出现反科学思潮的背景下，奖项明确传递出“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政策启示。此外，我国近年来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与本届诺奖的理论内涵也能很好地对应起来。
诺奖金额怎么分
获奖后，阿吉翁在接受现场媒体采访时难掩惊喜之情：“我到现在仍然感到难以言喻。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谢丹夏分析称，阿吉翁的获奖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必然，因为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授予内生增长理论相关研究。然而，阿吉翁与豪伊特的工作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建模思路，从创造性破坏的角度重新诠释了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这是其获奖的重要学术价值所在。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长期追踪诺贝尔奖动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贵向第一财经表示，这是诺奖历史上第三次垂青“经济增长理论”这一基础而重要的领域。第一次是1987年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以表彰他“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2018年，诺德豪斯与罗默因将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纳入宏观分析而获奖；而今，这三位学者因揭示创新驱动的增长机制而延续了这一学术谱系。
在奖金安排方面，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总额11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将分为两部分：其中一半单独授予莫基尔，以表彰他“识别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另一半则由阿吉翁和豪伊特共同分享，奖励他们“提出了通过创造性毁灭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李仁贵表示，此前，只有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采用过这种“一人独享一半、两人共享另一半”的奖金分配模式，而这一方式近年才在经济学奖领域出现。通常，若有三位经济学奖得主，通常是各三分之一奖金，偶尔是一人独得一半，另外两人各四分之一。
例如，202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采用了均分模式，由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 H. Dybvig）三位学者平分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
“本次奖金的分配方式颇为有趣，阿吉翁和豪伊特合得一份，莫基尔单独获得一份。今年是经济学奖中第二次采用不由三人均分的模式。”他解释说，上一次可追溯至2021年，当时卡德（David Card）因“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贡献”独享一半奖金，而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因本斯（Guido W. Imbens）则因“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共同分享了另一半奖金。
在发布会上谈及奖金用途时，阿吉翁展现了学者本色。他透露：“我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设有研究实验室。我们持续开展多项前沿研究，我尤其注重支持年轻研究人员成长。目前实验室正积极推进包括经济增长、AI、绿色转型与研发政策等在内的系列课题。因此，我考虑将这笔奖金继续投入这项崇高的事业——用于支持实验室的持续发展。”